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纵３３．８厘米，横１３０ 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此稿为宋司马光手书，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并有宋任希夷、赵汝述、葛洪、程垓、赵崇龢、元柳贯、黄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佑跋，历经名家递藏，流传有绪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为司马光亲自书写的原本。这本作品约２９行，４６０多个字，记录了西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３２２年）的事件。卷背有陈谢状５行，２４字，亦是司马光手笔。司马光为人行事都很严谨，黄庭坚谓：“余尝观温公《资冶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迄无一字作草。”近人马宗霍云：“司马温公性端重，《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故十九年始克成书。”
司马光（１０１９－ －１０８６）， 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治平三年（１０６７） 他受命于英宗赵曙，编写一部编年通史，由历史学家刘放、刘恕、范祖禹等人协助。次年继位的神宗赵顼（１０６８－１０８５） 将该书定名为《资治通鉴》并写序言，意在为帝王统治提供历史的借鉴。历经１８年，这部长达３００余万言的历史巨著终于在元丰七年（１０８４） 完成，为该书作序的神宗也于次年逝世。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顽固的守旧派。当时，锐意革新的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是反对派首领。不满１０岁的哲宗继位后，他被拥戴为宰相，着力于废除新法，恢复旧制。他虽只做了一年宰相就去世了，但《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纪闻》、《传家集》等史学著作却流传下来。
《资治通鉴》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全书分２９４卷，上起战国时期，下迄五代时期，记述了１ ３６２年的史迹。其特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采用了博采精选的取材方法
《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不仅采自正史，而且采用野史、杂史、笔记、小说、文集、地域志等诸多方面，错综采获，左右逢源。他在《传家集．答范梦得书》中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因此，他并不是随手拈来，而是审慎选择，把“证据分明，情理近实”的史实编人正文。除采用有依据的正史材料之外，还采用野史杂书２３０多种上有可信依据的资料。对史料可疑、分歧较大的则另行编录，辨其真伪，另写成《通鉴考异》一书，详细说明舍彼取此的缘故，解答读者的疑惑。对于所引史料也不随意篡改，以保持其原貌，有的史实过略或有缺失之处，则根据其他史料加
以补充或修正，使其更为完整。当然，他所选取的史料并不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使历史成为杂乱无章的史料堆砌，而是紧扣其主旨，循着历代治乱、安危、成败的历史轨迹，从史籍中引出经验教训，特别是用了大量篇幅，记述了搜集到的有关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经济等有关资料，判断其得失。司马光以严谨的取材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治通鉴》的可信度。
树立了编年通史的体例典范
编年体史书最大优点是随历史进程以编年为序，层次井然。史家按年编排史料，不容易脱遗，但以编年写史，容易造成史料罗列，年与年之间缺乏联系和贯通，使读者难以把握历史发展的轨迹。为了扬长避短，《 资治通鉴》在史实的记述中，并不采用“春秋义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而是采用直书其事的方法，夹叙夹议，史论结合，把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不劳读者推敲费解。以议论贯穿全书，甚至旁征博引大家言论以增强其说服力。如《资治通鉴》中全文引用了贾谊《治安录》；引用了东汉末政论家荀悦除“四患”兴“五政”的议论：“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未由行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还引用了唐代陆贽广开言路的议论，多为唐王所采纳。这样用史论为贯穿全书的－条纽带，弥补了编年史史实割裂的缺陷，使《资治通鉴》成为后人撰写编年史的典范。
总结了巩固王权的历史经验
赵顼在《资治通鉴． 序》中对巩固王权的多方面经验作了概括：“明君、 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行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源，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史之条教，断之以正邪，要之于治忽，辞令渊源之体，箴谏深切之义。”司马光在《稽古录》中说：“治乱之道，古今一贯。”’《资治通鉴》就是要通过历史治乱、盛衰、兴亡的史实，阐明维护王权古今一贯的道理。书中指出：“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武则天这样一个女皇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是由于“ 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对于怎样维护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的问题，司马光认为“国家之冶乱本于礼”，应建立以礼为核心的纲纪，“序其官，使不失也。”建立官本位的等级制度，加强以帝王为首的统治。他也看到人民的力量，认为“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提倡“仁”以缓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林深则鸟棲，水深则鱼游，仁义积则物归之。”’《资治通鉴》还记载了一则五代后周时的故事：官府严禁销毁铜币，收缴民间铜器、铜佛，藏铜五斤以上的定死罪，使民怨沸腾，周世宗知道这件事后说，假如我的身体能像铜像一样救济老百姓， 我又有什么可惜呢！于是废除了不得人心的禁令。司马光赞扬说：若周世宗，可谓仁矣。”《资治通鉴》还从多方面提出防止帝王大权旁落的办法。司马光系统地分析了宦官掌权的成因和恶果，认为“黜陟刑赏之柄移而国家不危乱者，未之有也”。他还强调兵权在巩固王权中的重要性：“历观自古， 树立其国，减灭其臣，未始不由兵也。＇“兵者，国之大事，兴废之端，安危之要，尽在于是。”《资治通鉴》中记述了东汉光武帝平定天下后，罢黜功臣兵权，以防止叛乱的事实。在总结历代治乱经验教训中，多处提出居安思危的理念，如“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给处于太平盛世的帝王，敲起警钟。
纵观《资治通鉴》所体现的司马光崇古守旧、维护王权的思想，比起当时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制不足法”的革新思想，自是针锋相对，有天渊之别。但《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历史书，不能因此否定其历史价值，尤其是它所总结的帝王统治经验，成为后代帝王的一面镜子，成为帝王统冶的教科书。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为《资治通鉴》重新作注，并在序言中说：“为人君而不知《资治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请儒生讲解《资治通鉴》治国之道，并设立蒙古国子学，把译成蒙文的《通鉴节要》作为教材。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几乎每日清晨都要研读《资治通鉴》，从中获得运用权力的技巧。清康熙大帝评价《资冶通鉴》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当今，帝王将相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资治通鉴》仍有某些借鉴作用，尤其是对了解古代传统文化仍存在某些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