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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资治通鉴残稿 高清图片

分类:两宋 书画家: 司马光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纵33.8厘米,横130 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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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稿为宋司马光手书,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并有宋任希夷、赵汝述、葛洪、程垓、赵崇龢、元柳贯黄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佑跋,历经名家递藏,流传有绪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为司马光亲自书写的原本。这本作品约29行,460多个字,记录了西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事件。卷背有陈谢状5行,24字,亦是司马光手笔。司马光为人行事都很严谨,黄庭坚谓:“余尝观温公《资冶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迄无一字作草。”近人马宗霍云:“司马温公性端重,《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故十九年始克成书。”

司马光(1019- -1086), 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治平三年(1067) 他受命于英宗赵曙,编写一部编年通史,由历史学家刘放、刘恕、范祖禹等人协助。次年继位的神宗赵顼(1068-1085) 将该书定名为《资治通鉴》并写序言,意在为帝王统治提供历史的借鉴。历经18年,这部长达300余万言的历史巨著终于在元丰七年(1084) 完成,为该书作序的神宗也于次年逝世。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顽固的守旧派。当时,锐意革新的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是反对派首领。不满10岁的哲宗继位后,他被拥戴为宰相,着力于废除新法,恢复旧制。他虽只做了一年宰相就去世了,但《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纪闻》、《传家集》等史学著作却流传下来。

《资治通鉴》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全书分294卷,上起战国时期,下迄五代时期,记述了1 362年的史迹。其特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采用了博采精选的取材方法

《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不仅采自正史,而且采用野史、杂史、笔记、小说、文集、地域志等诸多方面,错综采获,左右逢源。他在《传家集.答范梦得书》中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因此,他并不是随手拈来,而是审慎选择,把“证据分明,情理近实”的史实编人正文。除采用有依据的正史材料之外,还采用野史杂书230多种上有可信依据的资料。对史料可疑、分歧较大的则另行编录,辨其真伪,另写成《通鉴考异》一书,详细说明舍彼取此的缘故,解答读者的疑惑。对于所引史料也不随意篡改,以保持其原貌,有的史实过略或有缺失之处,则根据其他史料加

以补充或修正,使其更为完整。当然,他所选取的史料并不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使历史成为杂乱无章的史料堆砌,而是紧扣其主旨,循着历代治乱、安危、成败的历史轨迹,从史籍中引出经验教训,特别是用了大量篇幅,记述了搜集到的有关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经济等有关资料,判断其得失。司马光以严谨的取材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治通鉴》的可信度。

树立了编年通史的体例典范

编年体史书最大优点是随历史进程以编年为序,层次井然。史家按年编排史料,不容易脱遗,但以编年写史,容易造成史料罗列,年与年之间缺乏联系和贯通,使读者难以把握历史发展的轨迹。为了扬长避短,《 资治通鉴》在史实的记述中,并不采用“春秋义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而是采用直书其事的方法,夹叙夹议,史论结合,把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不劳读者推敲费解。以议论贯穿全书,甚至旁征博引大家言论以增强其说服力。如《资治通鉴》中全文引用了贾谊《治安录》;引用了东汉末政论家荀悦除“四患”兴“五政”的议论:“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未由行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还引用了唐代陆贽广开言路的议论,多为唐王所采纳。这样用史论为贯穿全书的-条纽带,弥补了编年史史实割裂的缺陷,使《资治通鉴》成为后人撰写编年史的典范。

 总结了巩固王权的历史经验

赵顼在《资治通鉴. 序》中对巩固王权的多方面经验作了概括:“明君、 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行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源,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史之条教,断之以正邪,要之于治忽,辞令渊源之体,箴谏深切之义。”司马光在《稽古录》中说:“治乱之道,古今一贯。”’《资治通鉴》就是要通过历史治乱、盛衰、兴亡的史实,阐明维护王权古今一贯的道理。书中指出:“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武则天这样一个女皇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是由于“ 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对于怎样维护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的问题,司马光认为“国家之冶乱本于礼”,应建立以礼为核心的纲纪,“序其官,使不失也。”建立官本位的等级制度,加强以帝王为首的统治。他也看到人民的力量,认为“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提倡“仁”以缓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林深则鸟棲,水深则鱼游,仁义积则物归之。”’《资治通鉴》还记载了一则五代后周时的故事:官府严禁销毁铜币,收缴民间铜器、铜佛,藏铜五斤以上的定死罪,使民怨沸腾,周世宗知道这件事后说,假如我的身体能像铜像一样救济老百姓, 我又有什么可惜呢!于是废除了不得人心的禁令。司马光赞扬说:若周世宗,可谓仁矣。”《资治通鉴》还从多方面提出防止帝王大权旁落的办法。司马光系统地分析了宦官掌权的成因和恶果,认为“黜陟刑赏之柄移而国家不危乱者,未之有也”。他还强调兵权在巩固王权中的重要性:“历观自古, 树立其国,减灭其臣,未始不由兵也。'“兵者,国之大事,兴废之端,安危之要,尽在于是。”《资治通鉴》中记述了东汉光武帝平定天下后,罢黜功臣兵权,以防止叛乱的事实。在总结历代治乱经验教训中,多处提出居安思危的理念,如“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给处于太平盛世的帝王,敲起警钟。

纵观《资治通鉴》所体现的司马光崇古守旧、维护王权的思想,比起当时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制不足法”的革新思想,自是针锋相对,有天渊之别。但《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历史书,不能因此否定其历史价值,尤其是它所总结的帝王统治经验,成为后代帝王的一面镜子,成为帝王统冶的教科书。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为《资治通鉴》重新作注,并在序言中说:“为人君而不知《资治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请儒生讲解《资治通鉴》治国之道,并设立蒙古国子学,把译成蒙文的《通鉴节要》作为教材。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几乎每日清晨都要研读《资治通鉴》,从中获得运用权力的技巧。清康熙大帝评价《资冶通鉴》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当今,帝王将相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资治通鉴》仍有某些借鉴作用,尤其是对了解古代传统文化仍存在某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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