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期，封建秩序开始重新建立，社会经济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尽管仍有地主豪强横行、外戚宦官专权，但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时代孕育的艺术，风格朴拙、博大、亲切，富于想象，胆魄巨大。秦代规矩森严的标准小篆，到了汉代这样一个既纯朴又浪漫的时代，注定要发生变革。
位列三公、时任司徒的袁安死于永元四年即公元９２年，此碑也刻于是年。《袁安碑》在汉代小篆中，算起来是很标准规矩的了，章法行列分明，丝毫没有交错差杂，但较之《泰山刻石》《峄山碑》等秦代小篆，它的“变异”还是很明显的。
首先是字形趋向方正，线条曲笔增多。像“二”“五”“三”“年”“辛”等字的横画，均作曲线处理，有的在收笔处还作弯曲的下垂状。即使一些很短的横画、竖画，也往往处理成曲线，如“徒”“阴”“谒”“癸”等字。字形方正，给人以质朴的感觉，替代了秦代刻石的庙堂之气；曲笔的增多，增强了书写感、流畅感，变秦时的严肃为亲切。
《袁安碑》的字形和用笔，似从秦《两诏铜椭量》中“二世诏”一类的字形意趣中继承而来。从审美的角度看是由肃穆转向流美，利于抒情；从书写的角度看，篆书中曲线的增多有利于书写的流畅与便利。
其次，此碑按照汉字原有的疏密关系安排结构。欣赏此碑，我们不需要仔细观察便会发现，碑中每一个字的点画间距离都尽量做到均等，字的重心都在字之正中，不像秦碑中常出现的上紧下松的安排痕迹。书写者追求的是均衡美、统一美，如“海”“年”“月”等字，写法一样，几乎没有变化；九个“年”字中，只有第三行的“年”字作上紧下松处理，然上部过紧，似非正常发挥，该是作者“失手”所致，其余八个“年”字，重心均移至字之中部，篆法也没有什么变化。可以看出，作者明显追求的是整齐与统一。至于一些字的下部笔画稍稍
拉长，我们认为很大一种可能是书写者为追求字距齐平、整齐统一的缘故。碑中多次出现“拜”字、“迁”字，笔画密集处也作均衡安排，只是点画间距离相应缩小，点画长度相应缩短而已
此碑在美学风格上，属于朴雅道丽一路。临习此碑，不能过于追求“美艳＂，卖弄曲笔，邀宠俗人。另外，它也跟《开母庙石阙铭》《东安汉里刻石》这些豪放恣肆的汉代篆书碑刻有所不同，它介于“贵族”和“山寨英雄”之间。在用笔上，中锋行笔，起笔逆锋，转弯及收笔皆有起落。至于一些字的篆法，似乎不合古法，有生造的嫌疑，但这些对于气派空前的汉代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小篆在汉代已不是主要的书体，因此人们对它也越来越生疏，即使一些秉承秦代小篆篆法的碑刻，也或多或少地夹杂了一些隶书的意趣，时代使然，大势所趋。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一个书体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吸收、扬弃、化合，这个道理如同培植农作物，十年、二十年不进行杂交改良，这种农作物的生命力和产量都将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