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魏晉南北朝）书法艺术的成熟带来了书法赋的成熟,一方面,同东汉一样,众多的书法理论著作虽多不以赋体名篇，却仍不乏暗合赋体风格者;另一方面,名副其实的“书法赋"作品也开始出现,标志着书法艺术这一题材 正式进人赋体文学的创作视野。
当今,有学者认为,我国书法史上,激发主体创造精神的动力源大致有三(参见汤大民:《中国书法简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页117。)其一,是在神秘的宗教意识和儒家人世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审美本能和欲求;其二,是文人通过自觉的书写来实现人格的展示、感情的宣泄和怡情养性生活方式的追求;其三，是功名利禄、酬酢交际及商品化的刺激和支配。汉代及此前的书法基本是在第一种动机下产生的.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儒家功利观和价值论对书法风格的影响,与之相应的东汉后期出现的一系列书法理论著作(其中当然也包括书法赋酝酿阶段的各种表现形式),也很自然地让人感觉到了那种深蕴其中的庄严厚重的庙堂气息,如赵壹的《非草书》和蔡邕的《笔赋》等。而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思想上儒家一统的地位被打破,书法的哲学基础发生了变化,书法作品中传达的是文人自觉、思想解放的时代脉搏,对书法艺术纯粹之美的追求,导致了此时的书法理论和书法赋，都更多更深入地从纯艺术的角度去探讨书法的美和美的规律与技巧。只要稍加留意,当时书法作品中所强调的那种“美"和“韵味”,就同样可以在这些理论和赋作中感受得到。宋代陈思《书苑菁华》记述三国魏人钟繇论书日:“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元代郑杓、刘定有《衍极并注》则引作:“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虽然这些话未必就是钟氏的原话,但或不至于毫无所本。在中国书论史上,这是第一次最为明确地把书法与美联系到了一起，西晋成公绥《隶书体》对书法的美更是发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赞叹,东晋书论则几乎不再提书法的政治功用,而是专门探讨书法美的创造了。
这个时期标明赋体的书法赋作品,见于记录的只有三篇,即三国吴人杨泉的《草书赋》、托名晋人王羲之的《用笔赋》及南朝宋、齐间人王僧虔的《书赋》。前二赋大体上依然继承汉末书法理论多关注具体书体的写法,分别描绘、剖析了草书、真书和草书的美妙笔法与笔势;而后一赋除了对隶书的体势作了形象的刻画外,还阐述了作者对书法艺术的深刻认识，由个别到一般，开始增加了对书法艺术普遍规律的探索的内容,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命题,更具理论色彩,对后代书法理论的建设颇有裨益。
另外,《历代赋汇》于卷十三中辑补出成公绥的《隶书体赋》残句日:“彤管电流,雨下雹散;点点星垂,制挫安案。缤纷络绎,华藻粲烂;銦縕卓荦,一何壮观。繁缛成文,又何可玩;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辉焕。”然查《初学记》卷二十一，可知此数句正在所录成公绥之《隶书体》中,且文意顺畅。又考历代总集、类书皆不见录有此赋者,则言成公绥作有《隶书体赋》,盖陈元龙之误也。或因《隶书体》行文套用赋体风格所致,亦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