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时期黄庭坚与苏门诸士有着广泛的交游，尤其是他和苏轼的交谊更是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汴京时期的这段经历对他后半生的立身行事、创作实践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亲炙于苏门，却又有出蓝之胜，以至于和苏轼双星辉耀，有“苏黄”之称。因此我们在上文全景式的扫描后将对苏黄的交游再作展示。
黄庭坚在元丰元年与苏轼订交之后，就始终将苏轼视为自己的师长，执弟子之礼甚恭，对他的人品、才华、学向给予崇高的评价，终其－－生这种态度都没有改变。元丰二年庭坚在诗中写道：“公材如洪河，灌注天下半。．．．．文似《离骚》经，诗窥《关雎》乱。贱生恨学晚，曾未奉巾盥”；“先生古人学，百氏一以贯。见义勇必为，少作衰俗懦”（《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外集注》卷五）；“天下无相知，得一已当半．．．公文雄万夫，敏嫩不自乱”（《再和寄子瞻闻得湖州》，《外集注》卷五）；“君问苏公诗，疾读思过半。譬如闻韶耳，三月忘味叹。我诗岂其朋，组丽等俳玩”（《次韵答尧民），《外集注》卷五）。他将东坡的诗文比作《诗》《骚》，其评价之高可谓无以复加，而认为自已的作品只不过像倡优一样博人一乐罢了他将东坡看作情意相契的知己，庭坚后半生的立身行事也确实证明他和苏轼的友谊是金石之交，尤其在波谲云诡的元祐政坛上他成了苏轼的热切追随者。
从元丰八年岁末到元祐四年四月苏轼离京赴杭州任，黄庭坚度过了三年多与苏轼过从甚密的岁月，他有机会亲炙东坡的教海，留下了许多唱和的诗篇。在此期间，他们相互唱和的诗据笔者统计有三十五题之多，如果加上别的相同题目的诗作，则多达四十题，此外庭坚还有几首题咏苏轼的诗，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时一个题目不仅苏黄之间唱和，还会有其他人参与和诗，如苏轼作《武昌西山》诗，和者多达三十余人。庭坚和以《次韵子瞻武昌西山》，诗云：“平生四海苏太史，酒浇不下胸崔嵬。黄州副使坐闲散，谏疏无路通银台。鹦鹉洲前弄明月，江妃起舞袜生埃。次山醉魂招仿佛，步入寒溪金碧堆。洗湔尘痕饮嘉客，笑倚武昌江作疊。谁知文章照今古，野老争席渔争限。”（《内集注》卷五）诗人以传神之笔写出了东坡遭遇贬谪后胸中磊块不平，忠悃无由上达天听，遂放浪山水，尚友古人，杂处于山野渔樵之民，襟怀旷达，毫无机心。东坡先生的放旷蒲洒、风神飘逸几可捉摸。
有趣的是，苏轼此时与庭坚唱和的一些诗一改其放笔直书清雄豪迈的风格，而或多或少地带有山谷诗风的特色。像元佑二年所作的《送杨孟容》一诗就是模拟山谷诗体的，其用韵险窄，句法奇崛，正如庭坚所称“收敛光芒，入此窘步”（葛立方《酌语阳秋》卷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历代诗话》本） ，诗中特为提到：“后生多高才，名与黄童双。”东汉黄香，人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这里即指庭坚。他读到苏诗后，就和了一首：《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盂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黄庭坚将苏轼比为韩愈，而自比韩门弟子。诗云：“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内集注》卷五）庭坚谓自己的诗只如十五国风中的曹风与桧（郐）风，不成气候，因春秋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周乐时有“自郐以下无讥焉”的说法；而东坡之诗则像广袤的楚国，有泱泱大国之风，这两句诗还兼喻东坡胸襟阔大，因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句曰“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诗中还写道：“句法提－－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春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立扛。”一方面表示对苏轼的倾心崇拜，一方面传达出苏轼的诗品与人品，从其顿挫奇崛的诗句中我们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力度。这首诗的意义本来是很明显的，但有的人却深文周纳，从字里行间引申出别一种意思来。宋代史绳祖《学斋占毕》（百川学海本）卷二评此诗：“其尊坡公可谓至，而自况可谓小矣。而实不然，其深意乃自负而讽坡诗之不入律也。曹郐虽小，尚有四篇之诗入国风；楚虽大国， 而三百篇绝无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骚称，为变风矣。”这种悬揣不实之词，正如后人所评：“殊失朋友忠直之道，似与鲁直为人不类”，乃是“以晚近文人相轻之心测度古贤”（清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清诗话续编》本）。
元祐时期，黄庭坚的诗名越来越大，超轶苏门的其他作家而足以与苏轼相颉颃。苏黄的不同诗风形成了双峰对峙、两水分流之势，正如刘克庄后来所说：“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点校本）加之苏黄间时常调笑取谑，文坛上也就逐渐流传出苏黄争名、甚至相互讥嘲的说法来，这些说法见之于宋人载集者尚有不少，《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重印１９６２年版点校本）前集卷四十九所载胡仔的话颇具代表性：“元祐文章，世称苏黄，然二公当时争名，互相讥诮．东坡尝云：“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此指东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视之，世自有公论，岂至各如前言，盖一时争名之词耳。”其实互相讥嘲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王林（野客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点校本）卷七‘苏黄互相引重”条引上文后称：“殊不知苏黄二公同时，实相引重。黄推苏尤谨，而苏亦奖成之甚力。．．．．诗文比之蝤蛑、江摇柱，岂不谓佳？至谓‘发风动气’、“不可多食’者，谓其言有味，或不免讥评时病，使人动不平之气，乃所以深美之，非讥之也。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此语盖指曾子固，亦当时公论如此，岂坡公耶？”王氏所论条分缕析，持之有故，是颇具说服力的。
元祐时期苏黄过从之密、相知之深在他们的诗文中有充分反映。当时黄庭坚寄居在脯池寺，苏轼曾往访，并在其书斋旁的壁上画了小山枯木，庭坚有题诗。庭坚家乡送来茶中的名品双井茶，他就与东坡分享。庭坚中年得子，作《嘲小德》一诗，东坡亦有和章。正因为关系亲密，因而会忘形尔汝，甚至调侃取笑，尤其是苏轼，生性喜爱笑谑，更是滑稽突梯，妙语连珠。这种调笑尤其成为他们谈艺论文中才智相较的一种特有形式。应该说他们的调侃斗智都是善意的，其前提是相互的尊崇，但也不讳言各自不同的美学趣尚。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写道：“鲁直谓东坡作诗，未知句法。而东坡题鲁直诗云：‘每见鲁直诗，未尝不绝倒．然此卷语妙甚，殆非悠悠者可识，能绝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适用，然不为无补。’如此题识，其许之乎？其讥之也？鲁直酷爱陈无已诗，而东坡亦不深许。”葛氏的这段话立论持平，既揭出了苏黄的美学趣尚之异，又点明了他们相互尊崇的实质。
可以说黄庭坚终其一生都对苏轼备极推崇，虚心以门弟子自处，因而在政治上也与苏轼－－起升沉荣辱，所谓讥嘲之说，实属无稽之谈。试看以下几条材料就可明了。其《书子瞻松醪赋后》称：“文章云起风生，笔力山崩海立，非东坡先生，其孰能之？”（《豫章先生遗文》卷九，以下简称《遗文》）又《书王周彦东坡帖》云：“东坡先生道义文章，名满天下，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悦而诚服者，岂但中分鲁国哉！士之不游苏氏之门，与尝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则傲也。”《遗文》）此文作于建中靖国元年，庭坚已五十七岁，可视为对东坡的晚年定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东坡的尊崇是一以贯之的。《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的一则记载更是这种态度的一个明证：“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象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实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日“苏黄＇者，非鲁直本意。”这条材料是反驳所谓苏黄争名或讥嘲说的有力根据。
黄庭坚与陈师道也是在元祐时期订交而结下终生友谊的。元丰末陈师道仍是徐州的一介布衣。他早岁从曾巩受业，元丰中曾巩举荐他修史，后来不了了之，但师道对曾巩却深怀知遇之感，故有“向来－瓣香，敬为曾南丰＂之语（《观兖国文忠公家六一堂围书》，任渊《后山诗注》卷三）元丰六年曾巩去世，后山作《妾薄命》二首，自注“为曾南丰作”，寄托了命途多舛的感慨。他将此诗冠于诗集之首，以明渊源所自。元祐元年他客游京师，寓居陈州门，与苏门诸子相过从，晁补之与张耒联名举荐他为太学录而没有结果。这时他结识了黄庭坚，对其人品诗艺倾心服膺，写下了《赠鲁直》一诗：‘‘相逢不用早，论交宜晚岁。平生易诸公，斯人真可畏。见之三伏中，凛凛有寒意。流露出深深的敬畏之情，接着表达了师从之意：“君如双井茶，众口愿其尝。顾我如麦饭，犹足填饥肠。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在《答秦觏书》中他将这一点表达得更清楚：“仆于诗初无师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影印宋刘本）黄庭坚对他也十分赏识，尤其推许他那种安贫乐道、耿介独立的人格境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高古瘦硬的诗风。庭坚为他写了《陈师道字序》：“师道陈氏，怀璧连城字曰无己，我琢为万乘之器．．．我观万世，未有困于母而食于舅，嫔息巢于外舅。”文中所述即是指他穷困潦倒而至于无力养家活口，只能让妻儿在元丰七年随岳父郭樂入蜀（时郭桑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庭坚在其诗中勾勒出了一位穷且益坚独立不倚的诗人形象：“吾友陈师道，抱独门扫轨。晁张作荐书，射雉用一矢。吾闻举逸民，故得天下喜。两公阵堂堂，此士可摩垒。”（《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内集注》卷四）“吾友陈师道，抱瑟不吹竽．文章似扬马，效唾落明珠。固穷有胆气，风壑啸於菟。秋来入诗律，陶谢不枝梧。”（《和邢惇夫秋怀十首》之九，《内案注》卷四）“陈侯大雅姿，四壁不治第。碌碌盆盎中，见此古疊洗。薄饭不能羹，墙阴老春荠。唯有文字性，万古抱根柢。＂（《次韵秦觏过陈无己书院观鄙句之作》，《内集注》卷六）庭坚笔下的陈师道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虽家徒四壁．食不果腹却不愿趋时媚俗，就像坛坛罐罐中一只班驳的古器，更不要说趋附达官贵人了。当时秦观欲荐师道于章惇，被师道拒绝了，苏轼曾说：“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与李方叔 书》，《东坡七集●续集》卷十一）他所醉心的事业是诗歌，因而全身心地投入了诗歌创作，即使困于饥寒也苦吟不辍，正如庭坚在《赠陈师道》一诗中所描绘的：“陈侯学诗如学道，又似秋虫噫寒草。日晏肠鸣不浼眉，得意古人便忘老．．．．．贫无置锥人所怜，穷到无锥不属天。呻吟成声可管弦，能与不能安足言。”（《外集注》卷十五）元祐二年春苏轼、傅尧俞、孙觉联名举荐陈师道，二月除徐州州学教授，他遂回乡任职。
在元祐诗坛上，陈师道的诗歌成就已唚驶可与黄庭坚并驾齐驱，但他仍奉庭坚为师，虚心执弟子之礼。他在《答秦觏书》中写道：“仆之诗豫章之诗也。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故其诗近之而其进则未已也，故仆常谓豫章之诗如其人，近不可亲，远不可疏，非其好莫闻其声。而仆负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谈者谓仆诗过于豫章。足下观之，则仆之所有从可知矣。”其后的《答魏衍黄预勉予作诗》诗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诗短浅子贡墙，众目俯视无留藏。句中有眼黄别驾，洗涤烦热生清凉。人言我语胜黄语，扶竖夜齐齐朝光。”（《后山诗注》卷六）师道称庭坚之诗曲高和寡，而自己的诗因为“浅短”故知之者多，从而产生了他的诗超越黄诗的说法，有人遂从这种自谦的背后揣摸出某种自负的意味。尽管这不一定是师道的本意，但确也反映了师道足与庭坚颉颇的客观情况，以致出现了“黄陈”并称之说。不过师道仍一再表明以弟子自处，这里可再引《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一诗：“公诗端王道，亭亭如紫云。落手不敢学，谓是诗中君。独有黄太史，抱杓挹其尊。韵出百家上，诵之心已醺。”（《后山逸诗笺》卷上）从中可以看出他尊苏轼为诗坛盟主，而认为庭坚得苏之真髓，故能超越流辈，令人陶醉。在寄赠苏轼的诗中述及庭坚，其评价应该说是一种真诚的表白，而非客套的奉承。从庭坚一面来说，他始终视师道为友，对他的人品才华给予高度的评价。惠洪的《拎斋夜话》（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点校本）卷二曾写到：“予问山谷：‘今之诗人谁为冠？＇日：‘无出陈师道无己。”由此可见师道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及至建中靖国元年，他在给王云（子飞）的信中对师道作出了全面的评价：“陈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州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教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公有意于学者，不可不往扫斯人之门古人云：‘读书十年，不如一诣习主簿。，端有此理。”（《内集》卷十九）值得注意的是，信末的这种自谦在他元祐间给秦觏的诗中（见上文引）早有表露：“我学少师承，坎井可窥底。何因蒙赏昧，相享当牲醴。试问求志君（指师道），文章自有体。玄钥锁灵台，渠当为公启。”诗人谦让之余叫秦觏去向师道请教，说他一定 会打开心灵之门向秦觏传授心得的。同样，师道在给秦觏的信中也表达了不敢以师自居而要他向庭坚求教的态度。元祐诸贤的这种虚怀若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足以让后人追幕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