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宋神宗在元丰八年（１０８５）三月的去世，北宋的政坛正酝酿眷一场巨变。年仅十岁的太子（神宗第六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皇太后（英宗妻）高氏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人士，政局由此发生逆转，史称“元祜更化”。元祜元年（１０８６）司马光与吕公著入朝拜相，蔡确、章惇、吕惠卿等相继罢去，王安石于四月卒于金陵。
这时，熙、丰年间被外放、贬斥的人士陆续被召回了朝廷。苏轼由知登州除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除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诺。苏辙由知绩溪县除校书郎，未至而迁右司谏，元祜元年再迁中书舍人。孙觉迁右谏议大夫、给事中，李常除户部尚书。
与此同时，一批知名的文学之 士也受到举荐擢拔。黄庭坚于元丰八年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元祐元年三月由司马光推荐，与范祖禹、司马康共同校定《资治通鉴》，十月除神宗实录院检讨官，集贤校理。元祐元年四月诏执政大臣各举文学、政事行谊之臣可充馆阁之选者，被荐者十三人召试学士院，由苏轼主考，结果毕仲游、张舜民、张耒、晁补之、廖正一等入选为馆阁之臣。馆阁之职被视为文臣的殊荣，而元祐初的这批馆臣更被认为是－一时之选，黄庭坚与晁补之、张耒则是其中的翘楚，在他们周围又聚集了一批文人学士，共同奉苏轼为文坛的宗主苏轼门下有所谓“四学士”，即黄、晁、张之外，再加秦观。秦观于元丰八年登进土第，元祐二年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之于朝。“四学士”加上陈师道与李席，即是所谓“苏门六君子”。
难得的历史机遇使他们在元柘初年聚集到了一起，在交游唱和中开展了他们的文学艺术活动，形成了北宋文坛的空前盛况，这是仅亚于嘉祐年间的又一次文学的繁荣。
元祐时期文学的繁荣首先与对熙、丰年间文化政策的重新检讨与反拨有直接的关系。王安石变法中有一项是改革取士制度。熙宁四年重定贡举法，除进士一科外，其他诸科均罢去，而进士科亦罢诗赋，试以经义、策论。熙宁八年，王安石主持编纂的《诗）、《书》、《礼》“三经新义”修成，颁于学官，令天下士人非从“三经”者不预选举之列，经义策论均要按“三经新义”发挥，先儒之传注尽废．无疑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了宋初以来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废弃诗赋的做法也产生了阻遏文学人材成长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消极影响就愈益明显了。毛滂在《上苏内翰书）中对此有过描述：
熙宁间作新斯文，而丞相（指王安石）以经术文章为一代之儒宗，天下始知有王氏学，灏灏乎其犹海也。其执经下座，抠衣受业者，如百川归之海。于是百家之言陈弊腐烂，学士大夫见必呕而唾之，鸣呼，一旦取覆酱瓿矣！当时历金门，上玉堂，纡青拖紫，朱丹其载者，一出王氏之学而已。（《东堂集》卷六，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当时王氏学术风库一时，土人趋之若鹜，其实并不对它心悦诚服，只是将它作为猎取利禄的工具，终于导致“议论益雕落，而文亦就弊”（《东堂集》卷六）的局面。元丰末年神宗对文学之臣水平的下降已感不满，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点校本）卷二十四引晁说之语云：元丰末神宗“至厌薄代言之臣，谓一时文章不足用，思复辞赋，章惇犹能为苏轼道上德音也”。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述此事尤详：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近见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东坡七集●前集》卷三十）
针对熙、丰间取士法的流弊，元祐初的朝廷间就如何补弊救偏进行了讨论，当时尚书省言：“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其患在于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去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惟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材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长编》卷三百六十八）于是提出要求朝廷更新取士之法。刘挚则主张兼用诗赋与经义，遂成定法。苏轼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出重振文风的呼吁的。
黄庭坚也不满熙、丰文学的衰弊，期望文学的再度辉煌，他的立场观点与苏轼是一致的。他在《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的第五首诗中写道：“先皇元丰末，极厌士浅闻。只吟举秀孝，天未丧斯文。晁张班马手，崔蔡不足云。当令横笔阵，一战静楚氛。（《内集注》卷四）首二句所述就是苏轼在给张耒的信中提到的那种情况。庭坚对晁、张等被荐试馆职感到由衷的高兴，庆幸文学的传统还未断绝，赞颂他们为司马迁、班固之流的作手，必能横扫笔阵，称雄文坛。此诗表达了对文学复兴的热切期望。
元祐文学的繁荣还得力于苏轼的主盟文坛。苏轼的英明在于他自觉意识到文学的繁荣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因而他注重识拔人材，奖掖后进，将文学精英团结在他的周围，以期以集团的优势来推进文学的发展，而历史也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遇。他还寄希望于这批精英能将文学事业薪火相传，就像当年欧阳修将接力棒交付给他－一样。在《答张文潜书》冲他写道：“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魯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李腐的《师友谈记》（《学津讨源》本）也记载了类似的言论：“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某也。，”
元祐时期是这批文学精英人生历程中的一段黄金时代。公余之暇他们常一－起游赏宴集，唱和酬答。当时苏轼的私邸类似于一个文艺沙龙，苏门中人常相聚于此对诗文艺事品评切磋。他们每每在调侃笑谑间表述自己的见解，不时进发出机智幽默的火花。如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点校本）卷三载：“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日：“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蝦蟆。””调侃中倒也形象地概括了两家不同的书风。在对作品的品评中时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揭示出来，《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写到黄庭坚以晁载之的《闵吾庐赋）请苏轼品评，苏轼答道：“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馀，益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可以看出东坡对晁氏的批评既中肯又委婉。总的来说，苏轼与众才士的品评讨论相当自由宽容，没有强求风格的一律，因而苏门中人能各尽其才性，形成异彩纷呈的局面。吴曾称苏门“四客各有所长。鲁直长于诗辞，秦、晁长于议论”，并引张耒诗曰：“长公（苏轼）波涛万顷海，少公（苏辙）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若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新１版点校本）
他们的交游活动在史籍中留下了熠熠生辉的记录。这里值得一书的是元祐三年正月至三月的进士考试期间他们的一次盛会。正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苏轼领贡举事，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同知贡举，黄庭坚、陈轩等参详（参酌详审之意）。此日众考官进入太学即关闭院门，直至三月初一考试结束，是所谓“锁院”，在此期间，考官不得回家住宿，不准会见亲友。黄庭坚作为参详官参与最后－道评卷的程序，负责把关，可见苏轼对他的器重。庭坚有《题太学试院）记其事。锁院期间他们的生活既紧张又富有文人雅趣，公事之暇或唱和酬答，或挥毫书画。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也被辟为考校官，时以绘画来排遣郁闷，画成之后，诸公辄以诗题咏。如他画的马奋蹄绝尘，意态逼真，庭坚先成诗一首：
仪鸾供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木穿石鬃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贤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观伯时画马礼部试院作》，《内集注》卷九）
诗的前半写试院供应之寒怆简陋，锁院期间阅卷的枯燥乏味，使人日见消瘦，贫马吃的都是些劣质草料，难得吃到好的豆类，言外之意是自己也像这贫马一般窘困潦倒。在此困顿无聊之时，眼前出现如此骏马，不禁令人神采飞扬，好像马上就可以骑着它出去寻春了。这首诗和者甚众，苏轼也有和章。苏、黄这一时期为李公麟作了多首题画诗，诗与画交相辉映，堪称双璧．有时苏、李还在同一幅画上挥毫，如庭坚有《题伯时观鱼僧》一诗，旧题：“子瞻画枯木，伯时怍清江游鱼，有老僧映树身观鱼而禅，笔法甚妙，予为名曰《玄沙畏影图》，并题数语。”（任渊《内集注》目录卷九《题伯时画松下渊明》题下注）另外《憩寂图》《竹石牧牛图》也是苏、李联袂作画的产物，庭坚都有题咏。《题竹石牧牛》诗序云：“子瞻画丛竹、怪石，伯时增前坡牧儿骑牛，甚有意态。”诗日：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倚绿。阿童三尺篳，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内集注》卷九）
诗的前半描摹画境：怪石嶙峋，绿竹摇曳，牧童骑着老牛踽踽而行；后半部分诗人竟对画中人叮咛嘱咐，表现爱极而痴的情态，妙想谐趣，与画相得益彰。诗画之外，书法也是他们遣兴的手段。庭坚在（题东坡字后》文中写道：“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内集）卷二十九）黄庭坚的生花妙笔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浪漫洒脱、不拘形迹的艺术家的苏，轼，也为这次难得的文人雅聚留下了一个戏剧性的镜头，令千载下的后人生出无限的怀想和追慕。
在此还要提及后世所艳称的“西园雅集”一事。据载，这批文学精英曾在驸马都尉王诜（晋卿）的西园聚会，时李公麟也在座。后来他挥毫将此盛会的情景画成了一幅《西园雅集图》。米芾的（宝晋英光集●补遗》（湖北先正遗书本）中收有《西园雅集图记》一文，描述了画面的情景，其中“团巾茧衣、手秉蕉篷而熟视者，为黄鲁直”。但是也有研究者对此事的真伪提出．了质疑，认为西园雅集李公麟作图、乃至米芾的图记都是出自后人的杜撰。南宋以后对此图的临摹、仿作迭出，人物、人数、画面情景也不尽一－致。明代的王世贞在题此图的摹本时倒发表了一段较为持平的议论：
余窃谓诸公踪迹不恒聚大梁，其文雅风流之盛，未必尽在一时。盖晋卿合其所与游长者而图之，诸公又各以其意而传写之，故不无抵牾耳。（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七）
王氏认为不必拘泥于史实的真伪，不妨将“西园雅集”这一绘画主题视为一种艺术的综合。它的形成与沿袭寄托了后人对这一辉煌时期的追思，虽不无虚构的成分，却反映了元祐时期文人雅集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