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一个强盛的封建帝国，也是中国书体发展变化最激烈的时代。可以说汉朝四百二十六年间，完成了除篆书以外所有的书体，在草书方面，章草、今草都得以定体，而且同时出现了一大批有成就的草书作家。
汉代早期的草书以章草为主，主要的书迹存在于大量的竹木简中，从出土的大批竹木简中可以看出草书发展和成熟的轨迹（天水秦简）中只有字形的倚侧，个别笔法的简省牵连，而通篇仍是秦隶的风貌．这种风貌到了汉代很快地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情况。一部分更加整齐扁平而成为隶书简，最后发展为汉代的隶书一部分则更加放纵、倚侧发展为汉代的草书。在草书这条线上发展的部分主要表现在逐步加大着省碱牵连的比重，使省减牵连渐渐形成了固定的规律，在此规律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固定的字型写法，这种字形的大量出现，终于使草书由量变产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统一使用的汉代草书，也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章草的草书。在西汉时，已有一些官方使用草书的记载，草书不仅用于起稿了，有时也用于记录，甚至奏章也用草书书写，汉元帝时的史游，传说他作（急就章而首创章草（见张怀瓘《书断》）。现代学术界经各方面论证，断为伪作，而且认为一种书体不可能为某人所创，这是对的。因为大量民间书写的竹木简中章草已经成熟。只是这类草书简在西汉还不是太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书迹有《江陵凤凰山木牍》《神爵四年简）等等。
草书进入东汉，在竹木简的线索中已相当成熟了，而且呈现出多种不同的风貌。草书竹木简的数目也大为增加，其书写的风格多种多样，有的严正，有的放纵，有的典雅。像《武威医简》中的草书，用笔已出现了很多个性特色。道劲的长笔，坚劲的短折，线条柔中有刚，点划使转交待分明。木牍草书的气势雄浑，散状布白已形成“眼布均称”的很高要求，在某些地方暗合甲骨、金文的风范。
另外有特色的还有和帝永元五年到七年的《广地南部兵器薄》的七十余简，此简放纵自如，天真烂熳，参差疏密，缩放自如圆轻连缀，与后世字字独立的章草不大相同，显出一派狂放的迹象。而且简中已出现十多处的两字相连的现象，个别地方已有三字相连的意昧，唐韦续、蔡希综所谓“章帝喜爱章草”，以及张怀瑞《书断》所谓“章帝令杜度草书上事＂等事是完全可能的。章草此时已为朝野通用的一种书体了 。
再一是著名的《流沙坠简●殄灭简》，清罗振玉曾评此简说：“此简章草精绝，虽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过江十纸犹在人间不足贵也＂。可见此简在罗氏心中的价值。的确简中流露出极深的艺术造诣，用笔精当，圆转典雅而不拘泥，其结体宽绰，虽为一行但字体长扁大小，缩放自如，构成和谐的整体，可谓简中草书精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末年，出现了文人创作以及草书学习的师承记载，比如“张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书断》）“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非草书》），以及学习草书的广大“沉迷者”和追随、欣赏者，已把这种书体作为艺术去欣赏、去追求了。像（非草书》所说的“朝庭不以此科吏”的草书，却成了有“超俗绝世之才”的崔、杜、张子等“博学余暇”的“游手之物”，后来的学子们却又以之“专用为务”了。这些正是草书艺术魅力的作用。这种情况也大大加速了草书艺术的发展。
汉末最大的草书家首推张芝。其他名家还有杜度，崔瑷、崔实等人。
张芝字伯英，敦煌人，以“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而著称，并被后人尊为“草圣”。张芝生活的时代，章草已经成熟、普及和发展了一百多年。作为“草圣＂ ，张芝章草的书写，已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现存张芝《八月帖》，是他章草的代表作。但因张芝墨迹当时就流传较少，因此《八月帖》的书风、用笔，是否合于当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证明。单从《八月帖》来看，确实是文人章草的代表作。《八月帖》的草法，用笔极为古朴精当，圆润中时见刚劲。结体随行气的趋势而变，自然流畅。“八月九日”的取态，和《殄减简》有同工之妙。所以张怀理说：“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
至于张怀理等人所说“张芝变为今草”一说怀疑的人众多。特别是张芝今草之中含有大草一事，否定者大有人在（见前第二章今草部）。遗憾的是张芝的今草书已没有书迹流传了，如果能见其书迹，我们在草书史上将会更深刻地理解王羲之、张旭、怀素等人的草书书艺。对张芝今草的评论最精彩的是张怀理《书断》，所谓“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无穷”。总之，汉末是一次草 书各体完成的时期，在众多的书家和民间的书手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