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石刻统称为“唐碑”。唐碑比之六朝，可以说是浩如瀚海，其数量之多，汉碑、魏碑也为之逊色。其中最著名的有：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汝南公 主墓志铭》，欧阳询的《化度寺》、《九成宫》， 欧阳询之子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褚遂良的《尹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 薛稷的《信行禅师碑》，李邕的《李思训碑》《麓山寺碑》，韩择木的《吉华岳文》，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八关斋》、《颜氏家庙》，李阳冰的《缙云庙碑》，徐浩的《大澄禅师碑》，张旭的《郎官石记序》，柳公权的《玄秘塔》、《神策军碑》， 沈传师的《岳麓寺诗》等等，还有不知书者为谁的篆书丰碑《碧落碑》。
从这些名碑可以看出唐碑的一些特点：碑文和碑额总是不一样，且皆为一人所书。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所书之碑，碑文是楷书，碑额则是篆书，也是他们自己所写。特别是《东方朔画赞碑》，正面的碑额是篆书，碑阴的碑额则是隶书，书者均为颜真卿。韩择木的《吉华岳文》，碑文是隶书，碑额是楷书。张旭是以狂草名世的，但《郎官石记序》却独以正楷来写，且精劲严重出之自然。从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出唐代书法之盛。
唐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它和魏碑一样，同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遗产，是学习书法者临摹的重要楷范。崇唐轻魏、尊魏卑唐都是偏见，是不可取的。
清光绪年间敦煌石窟发现大量藏经写本后，书史又大为改变。其内容宏富，包括西晋至北宋间的墨迹，而尤以唐代最丰。但石室发现后，发现者道士王圆策，不明白这些东西是何等珍贵，先后被英、法、日等国的文化强盗以卑鄙手段骗走了大量精华珍品，实在甚为可惜。
唐代写经特有书体实源于前代，西晋时的写经卷便已初具经卷体的规模。而至南朝时的字体益趋完整，楷法逐渐完备，仍具写经字之特色。北朝之风格则与南朝相差不远。隋代书法居南北融合之枢纽，但在写经上就没有分别了，书体更近于唐楷，仍带有经卷之特色。
唐代承接其后，大放异彩，呈现各异之风格。秀劲圆润以《大楼炭经卷》为代表（高宗时作）；《十戒经》 可作秀逸疏宕的代表（玄宗时作）：
《观世音经》以端整厚重著称（代宗时作） ；瘦劲秀丽则以《瑜伽师地论卷廿三》为代表（宣宗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