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钟繇于魏初二年（公元２２１年）书。末行署“黄初二年八月司徒东武侯臣钟繇表”，小楷，１９行。从宋代开始，各朝丛帖都曾刻载，又居晋帖之前，实为不可再得的稀世珍宝。其墨迹，清时人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列诸篇之首。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时为一英军士兵所劫，后落人一收藏家手中，又被人窃去埋人地下，掘出后已经糜烂不可收拾，一代妙迹就这样永诀人间。
《荐季直表》笔画朴实丰润，笔短意长，姿态端庄，体态丰丽，所谓古肥今瘦。结体宽扁，破纵为横，这是隶书遗韵。点画顾盼，超妙人神。看似平淡，实乃高古妙响，敦厚雅致，兼备刚柔，行间茂密，意蕴空灵，是研究上古楷法非常重要的资料。
《荐季直表》为钟繇的代表书作，高古淳朴，超妙人神，无晋唐播花美女之态。对此前人评价甚高。张丑《清河书画舫》评说：“此帖纸墨 奇．古，笔法深沉。”王澍《竹云题跋》予以更高的评价：“太傅 《贺捷表》幽深变化，奇绝一世。此表在《贺捷表》后，益更精微，益更淡古，盖其晚年融释脱落，渣滓尽去，清虚真味有如此也。”
又名《天玺纪功颂》、《纪功颂》 、《吴孙皓纪念碑》 ，俗称《三段碑》、《三击碑》。世传为皇象书。三国吴天玺元年（公元２７６年）七月刻立于江宁（今南京市）天禧寺，后移至江宁府学尊经阁。嘉庆十年（公元１８０５年）三月，校官毛藻印《玉海》时失火，一代名碑与此俱毁。此碑书法若篆若隶，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变形，笔迹转折处方圆兼备，在书史上最为奇特。其书体无疑属篆书，但它的用笔既不是篆法，又不同于隶法。取势上既用篆书的向法，又参人隶书的背法，但总体上却十分协调，这是书者的高明之处。在笔势的变化上采用所谓横用竖起法，横则方起方收，竖多作悬针法。结体方正，既有隶书的宽博奇伟之气，又有篆书上下飞动之韵。后人对此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笔力雄强冠今古”，＂奇伟惊世”，“篆隶之极”。
墨迹，纸本。草书，９行，约８７字，现存有８４字。无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推此帖为法帖之祖，此帖也是现存最早的书法家法书真迹。其字体属草书范畴，但它不是富于楷意的“今草”，也不是保留燕尾的“章草”，而是“解散隶体”的“初草”，与汉简颇为相似。因其文字奇古，画面斑驳，难以全部辨认。明代张丑在《真晋斋记》中只试释了１４个字，日本的《书道全集》也只试释了３６个字。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在其所著的《启功论稿》中，对此帖注有释文，也是迄今最全的释文。
《平复帖》总体风格为苍苍莽莽，极其古雅。用笔多用短线，笔画独立的较多，提按不太强烈。凡向左下行笔皆出锋，而且出锋方向大体一致。结字大多偏于修长。一般章草的体势多取方，笔势左右撑，而此帖体势偏长，左右之势不明显。虽然没有字与字相连属的情况，但这种体势与用笔自然会形成行气的畅快。古人评价说：“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
《出师颂》齐名。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古人所能下乎。”今人评价说：“笔法质朴老健， 笔画盘丝屈铁，结体茂密自然，富有天趣。”而启功先生则日：“十年遍 校流沙简，《平复》 天渐署墨皇。”真是一语中的。秃笔蘸燥墨，抒发痛楚之情，其用墨实在是“神乎其技”，冠绝古今。陆机《平复帖》墨迹，与其《文赋》文论，可以说是他献给中国文化的“双璧”。
王羲之草书作品，８行，６０字。此帖作为王羲之存留最好的书帖之，作为传世唐摹中的精品，更作为代表王羲之开辟新风的典型范例，具有突出的价值。此帖代表的是典型的晋人风韵，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因此，它是传世诸帖中最富于艺术魅力的名作之一 。
《初月帖》用笔以中锋为主，偏于露锋，尖锐部分则以顿挫动作稍加补充，从而体现出一种斩截果断又绵里藏针的倾向，一派技巧纯熟、毫无雕饰造作的大家风范。这种自然又精到的完美结合，在后世书法中很少得见。体势上让人注目的是一气呵成的连贯，字字相衔，联系上下关系，每一字形都让人觉得势在必然、必须如此。此时，书写者已进入佳境，不再以具体笔画形状妥帖与否为重，而笔画组合时流露出的气势上的吻合与呼应，显示出极流畅的转笔技巧。《初月帖》 的露锋尖笔与钩连组合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初月帖》所取字形来看，其中流露出一种上古质朴的美。除了魏晋人特有的连贯意识之外，《初月 帖》中的许多字形都可以从《李柏文书》、《楼兰为世主残纸》等古纸中找到对应者。某些结构的非常之生涩却被王羲之统一在一个和谐的基调之中，堪称点石成金。
《快雪时晴帖》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为“三希”之首，是王羲之墨迹的唐摹本。３行，２４字。此帖用墨浓淡相宜，清和爽朗，钩摹极其精工，可称“下真迹等”。书法则势缓行密，意疏字缓。用笔道劲精到，顿挫起伏，神采飞扬。结体时收时放，秀媚却又不失刚健。工夫炉火纯青，气度温文尔雅。该帖是王羲之作品中境界最高之作。
《快雪时晴帖》被乾隆收藏后列为“三希”之首。所谓“三希”就是指三件稀世珍宝。乾隆认为，古代遗留下来的墨迹以晋代王瑜《伯远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最为珍贵，是稀世之宝。于是便将这三帖先后人藏秘府，放在一间叫东暖阁的小书房里，非常珍爱，政事之余常常独自一人对帖欣赏。后来将东暖阁改名为“三希堂”，专供收藏这三件稀世之珍。乾隆在《三希堂记》中说：“内府 秘籍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瑜《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日‘三希堂’以藏之。”又在王羲之
《快雪帖》，上题了“天下无双，古今第一”的跋语。“三希堂” 设立后，乾隆命人从《石渠宝籍》历代法书墨迹中选出了魏晋至明末共一百三十五家的三百四十件佳作，并收集各种题跋二百多件，印章一千六百多方，由．技巧高超的石工镌刻而成《三希堂法帖》。 ．
《兰亭序》王羲之
《兰亭序》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晋穆帝永和九年，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好友谢安、谢万、郗昙等二十四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修祓禊之礼，规模非常盛大。大家饮酒作诗后推举王羲之为诗集作序。王羲之便乘兴挥毫，
“思逸神超”，“殆有神助” ，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一气呵成。文书俱绝、震惊古今的《兰亭序》便从此诞生。《兰亭序》 真迹已佚，现在流传于世的唐人《兰亭序》摹本有三种：一是虞世南临本，帖末有“臣张金界奴上进”字样，又称“ 张金界奴本”。清乾隆御刻《兰亭八柱帖》，将此本列为“八柱第一”。二是褚遂良临本，后面有宋米芾题跋，乾隆列为“八柱第二”。三是冯承素摹本，即响拓本，因帖前有唐中宗“神龙”二字，又称“神龙本”，乾隆列为“八柱第三”。以上都是墨迹本。石刻拓本以定武本最早、名声最大。今“定武兰亭”与褚遂良本都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兰亭序》写好后，王羲之自己非常得意，以后又写十余本都不如原作，因此更加珍视，传为家传秘宝，其后代也极其珍爱。传到七世孙智永禅师时被唐太宗李世民派监察御史萧翼设计骗得。太宗得《兰亭序》后，命供奉拓书人冯承素等各拓数本，赐皇太子及诸王近臣，自己则单独一人宝玩其真迹，心摹手追。太宗临终时，令高宗将《兰亭序》真迹殉葬昭陵，高宗遵命。从此，“天下第一行书” 真迹便永绝人间。但就艺术性而言，神龙本是要胜过定武本以及其他临本的。因为神龙本把原帖破锋的散毫和剥落的痕迹，都忠实地加以一一摹出，而且连墨色的浓淡也都一丝不苟地反映出来。至于用笔的生动细腻、结体的优雅变态、章法的自然和谐，很像王羲之亲笔书，几乎到了乱真的程度。
该帖用笔洗练，起收备尽法度。承蔡邕笔论之旨，集篆、隶、章草之法，中锋起转提按，以意为之，线条如行云流水。笔姿的活泼和前后顾盼，造成了生动的意态效果。在字体结构上极尽变化而又不露变化的痕迹，平稳中寓险峻，婀娜多姿。结字也富于变化，有左右均衡的，也有参差错落的；有疏密均匀的，也有疏密反差较大的；有收得紧的，也有放得开的。重复的字都构别体，全文有二十余个“之”字，全都经过变化，没有一个相同，可见其艺术造诣之深。在章法布局上以纵行为主，字形大小参差相间，错落有致，笔画映带，或左或右，不失轴心，富有韵律，而且前后遥相呼应。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将《兰亭序》与两汉、西晋的作品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它最明显的特征是用笔细腻和结构多变。王羲之以前的墨迹与陆机《平复帖》、皇象《急就章》都走古拙一路，内敛而不够清雅。存世汉简用笔潇洒飞动，但在间架上却又飘散而乏媚趣。王羲之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主动地把纯粹出乎自然发展的书法引向一个较为注重技巧华美特征而又不断锤炼以见精致的境界。
《十七帖》王羲之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也是著名的刻帖之一，是由２９篇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信札编连在一起而成的一部法帖。为草书，有１３４行，
是王羲之传世草书中最为著名、书风保留最为完整的一卷，素有“逸少书中龙”之称。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说：“《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员观中内本也．．．．是烜赫著名帖也．．．．以卷首有十七字，故号之。”
《十七帖》不仅是王羲之草书中的杰作，也是历代草书中的绝品，故为学草者的最佳范本。宋黄伯恩说：“此帖逸少书中龙也。 ”朱熹也说：“十七帖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为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
《十七帖》楷法入草，格高韵逸。一般来说，楷书难得其韵，草书难得其正。而此卷妙处在于处处显得出楷法，无一笔草率。苏东坡说：“草书难于严整。”《十七帖》精妙处在于严整，很有意境。虽为草书，牵丝带笔偶尔为之，似断还续，体势飞动。在点画上，《十七帖》 用笔很少锋芒毕露，大都藏头护尾，骨肉停匀，用笔干净精到，线条朴实道劲，有主体感。由于卷的各个信札是王羲之在不同时期所作的，所以在结体上，
《十七帖》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的，不相连续。字字不同，天趣独绝。大小随字立形，使转固势而宽紧疏密，似斜反正，圆畅中得古质之气。笔势质中含空灵，媚中得古淡。在章法上，《十七帖》以疏朗简净为特色，前笔有结，后笔有起，上字的末笔与下字的起笔紧紧扣住，形明断而神暗合。因此，行气贯穿，前呼后应，意脉流通，耐人寻味。
《十七帖》摹刻很多，最精者为唐摹本。卷尾独书大“勒”字，“勒”字下有小楷五行： “副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下刻缺左实右的“僧权”二字款，称“弘文馆本”。
《鸭头丸帖》王献之
《鸭头丸帖》为王献之传世的惟一真迹。 墨迹绢本。文凡２行１５字，因起首“鸭头丸”三字而得名。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此帖用笔极为大胆，笔下自有一种韧劲，透于纸背。锋颖人纸灵巧，或尖或侧，不苟方圆。从墨色上看，全帖蘸两次墨写成，蘸墨一次，写字一句，所以墨色由浓而淡，由润而枯，第一次从“鸭”到“佳”字，第二次由“明” 到最后。第一次墨蘸得恰到好处，第二次墨蘸得很饱满，下笔如泼墨，因而“明”字左边全黑，仅仅留下一个轮廓线，反而使整个运笔的节奏显得更为生动。从字体上看，此帖“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 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在全帖１５字中，有６个草字，８个行字，一个简化字。
“与”本身也是一种草书，是草行相间，别创其法。从字的结构上看，此帖曲直结合，纵逸自然。帖中“十”字，横竖画较直，而辅以圆转道婉之美。从整体来看，全帖牵丝连贯，气脉贯通。从章法上看，虽只有两行，但章法安排得极为得体，正斜大小错落有致，非常协调。字与字的结法如作文写诗，有板有眼，有逗号，有句号。
《鸭头丸帖》是王献之传世第一名品。在当时，行草新体尚刚刚起步，而像《鸭头丸帖》这样一气呵成的连贯气韵，估计是王羲之也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历来人们对王献之青睐有加，宋代米芾甚至认为他的书法“远胜其父”
《中秋帖》王献之
墨迹。３行， ２２字。明代藏于项天汴天籁阁，后来被董其昌刻人《戏鸿堂法帖》
至清代入内府，曾刻入《三希堂法帖》，极为宝重，尊为“三希”之一。后从清宫流出，辗转人香港，１９５１ 年以重价购回，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帖帖文不知何意，因此《中秋帖》被认为可能就是《十二月帖》。
宋米芾《书史》中有此记载，于是后人认为此帖为米芾临摹本，不是王献之真迹。该帖从结字来看，酷似米芾书，且墨色浓重，用笔不似献之瘦劲。墨彩鲜润，气息不古，故《大观录》云：“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沈培方先生认为：“《中秋帖》很可能是米芾占有《十二月帖》时，因倾心之至随手选临其中文字而成，这种举动似也符合临帖者常有心态和习惯。”
此帖字体大都笔笔相连，气韵贯通，为典型的行草书。这种写法起源于东汉的张芝，称为“一笔书”。米芾认为此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续无端末。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中秋帖》 用笔以婉转流动见长，蘸墨可能不止一次，而有一气呵成（一笔书）之妙，其提按起伏、钩连使转，无不得心应手，精熟之至。前字收笔与后字起笔相连接为一。
但是，连写的方式各不相同，显示出极为丰富的变化。字空间与字距空间相仿佛，行气若流水而无不做作，堪称草书妙品。
《伯远帖》王珣
墨迹，纸本。共５行， ４７字。为“三希”之一。清末从清宫流出，辗转流落到台湾、香港人手中。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想方设法让人以港币３５万元在澳门赎回，藏人北京故宫博物院。
《伯远帖》笔墨犹新，笔迹遒逸，由此既可远窥晋人意法及风流之状，知其锋颖出入之所趋，又可摩娑北魏字势开张之由来。该帖笔法以方笔为主，表露出爽利的逸致。笔画轻重对比明显，如“殉顿首”三字之重，“不、为、古”等字之轻，从而加强了笔意变化的节奏感。结体的特点呈现在通篇每字所独具的字势上，字势的多样性是出神人化的。此帖用墨或重或轻，字体或左或右，实在生生可爱。整体来看，该帖挥洒之间弛张随意，顾盼不莽野，揖让未拘潇洒。
王瑜的《伯远帖》使我们倾慕不已。其代表的是一种纯真的晋“韵”甚至比王羲之本人还要纯粹。线条的松散似乎向我们暗示出东晋士大夫风度的萧散出尘；用笔的时出尖锋又几乎成为他们谈玄喝酒、随意自处和淡泊名利的象征；间架的动荡或许还意味着飘飘然的醉颜．．．．或许这些全部都只有我们的想像而已。
《爨宝子碑》
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东晋大亨四年（公元４０５年）立。乾隆四十三年（公元１７７８年）在云南曲靖县城南３５公里的扬旗田出土，今在云南曲靖县第一中学爨碑亭内。共１３行，每行３０字，共３８８字。此碑同较晚的《爨龙颜碑》合称为“二爨”，又因此碑小于后者，所以又被称为“小爨”。
此碑表现为简古的特点，笔笔几乎都流露出一种朴实天真的童性。横法、拣法、钩法都取法于隶，又没有犯“雁不双飞”的弊病。使转方折，非隶非楷，竖撇往往上挑，圆润而有笔力，棱角兀突，十分扎实。结体方正，或松或紧，时扁时长，往往依上下左右的笔画多寡来决定的。笔画与笔画之间，好像不是因势生势地写出来，而是排出来，因而处处给人一种雅拙之气。值得注意的是，此碑的书体实在不好看，极为牵强，但由于其中截行笔极为丰满，毫不法意，故能产生一种深度的主体感。这一点既是此碑最好的地方，也是铭书最根本的特性。仅凭这一点，此碑能在书史上站住脚也是理所当然的。
《爨宝子碑》无论用笔方面，还是结体方面，以至风神方面确乎有不少鲜明的艺术个性，均已开始由隶书向楷书过渡，处于一种似隶非隶、近楷非楷的中介状态。细细推究，楷法居多，隶意稍薄，以归属楷书为宜。
《爨宝子碑》是我国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一件杰作，是“大爨”问世的前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