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汉字形体发展最终定型以后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西晋结束了百年动乱，社会处于稳定上升时期。东晋及宋、齐、梁、陈四代，南方与北地虽处于隔绝状态，但南方的相对稳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北方的魏，也是一个较繁荣的地区，书法在这里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楷书成熟以后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一座高峰。特别是在当时的士族名士中，一下涌现出许多著名书法家。“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唐窦泉《述书赋》），真是美不胜收。这“四庾”（庾亮、庾怿、庾翼、庾准）、“六郗”（郗鉴、郗倍、郗县、郗超、郗俭之、郗恢）、“三谢”（谢尚、 谢奕、谢安）、“八王”（王导、王砌、王珉、王羲之、王献之、王廠、王濠、王述），都是大士族出身的著名书法家。其中，尤以“二王”最为杰出。
王羲之（公元３０３－ －３６１ 年），字逸少，原籍山东琅琊，后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羲之书法，冠绝古今，后人称他为“书圣”。其行草书尤其著名。今传行书代表作是《兰亭序》，书风一变秦汉以来古朴雄健为秀逸流美。《兰亭序》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据说唐太宗李世民生前千方百计搜寻《兰享序》真迹，死时又特嘱以之殉葬。今所传《兰亭序》为后人摹本，以唐褚遂良、冯承素、虞世南三家临本及定武本最有名。王羲之的草书作品都是书启文牍，数量很多，但真迹无一存留，所传全是古基本和刻帖本。较著名的古摹本有《快雪时晴帖》、《远宦帖》、《丧乱帖》等。值得一提的是，唐僧怀仁曾作集王字《圣教序》，这也是一个与唐以前的王羲之墨迹摹本具有同等地位的高水平集字本。它对保存王羲之书法成果，传播其影响，曾起过很大作用。
王献之（公元３４４－ －３８６年）， 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历任建威将军，昊兴太守，征为中书令，人称“王大令”。献之子承父业，书法功力虽不及乃父，但清秀妍美过之。唐张怀瓘《书断》将他的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书均归人“神品”，由此可见其影响。今所传献之墨迹也都是古摹本或临刻本，数量也不少。其中，《中秋帖》、《鸭头 丸帖》《鹅群帖》、《洛神赋》等都很有名。但伪杂现象也较严重，只有《鸭头丸帖》被认为是“仅存的墨迹”
另外，王瑜（公元３５０－ －４０１ 年）、王珉（公元３５１－ －３８８年）兄弟的书法在当时也很有名。《宣和书谱》卷十四云：“王詢词翰，为时宗师，然当时以弟王珉书名尤著，故有‘僧弥（王珉小字）难为兄’之语。”王珉官亦至中书令，世称“王小令”。王甸《伯远帖》被认为是晋代书法作品存留下来的真迹之一，因此备受历代书法家宝重。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题王甸真迹》说：“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晋代沿袭汉魏禁碑之例，故少有碑版，而较多墓志传世。著名的有东晋升平三年（公元３５９年）刻《王丹虎墓志》、泰元元年（公元３７６年）墓砖刻《盂府君墓志》等多种。《王丹虎墓志》用厚重的
方笔书写，规整方道，约略可见后起的魏碑笔意。《孟府君墓志》 共有砖刻五块，其中两块字体秀丽，刀法细腻，具有《兰亭序》笔昧；其他三块刀法较随
便草率，有的还含有隶书笔意。两晋碑版，以云南出土的《爨宝子碑》最为有名，与稍后刘宋所刻《爨龙颜碑》并称“二爨”，《爨宝子碑》额正书“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文体在隶楷之间，康有为谓其书“端朴若古佛之容”。碑字结体与《王丹虎墓志》差异很大，《王丹虎慕志》方整，而此碑则较为自由，但古朴雄强则是其共同特点。
两晋书法变秦汉古朴雄强为秀逸流美，南北朝时期，书风再变。南朝虽历经宋、齐、梁、陈四代，但与东晋一般，都是偏安东南一隅的小朝．廷。偏安的王朝，统治者多耽于逸乐，因此，与之相应的文化，就不可能不带有这种逸乐色彩。这一时期的书法，由于统治者及上层贵族人物的爱好与提倡，风气很盛。如宋文帝刘义隆就曾和著名书法家王僧虔赌书；梁武帝萧衍也亲自著书评说书艺，有《与陶隐居论书》等书论作品传世。但是，南朝书法，多以师法钟、王为能事，因袭往往多于创造；加上沿袭禁碑之制，碑版也比较少见，今见者只有《爨龙颜碑》（南朝宋）、《瘗鹤铭》（传为陶弘景书）、《梁始兴忠武王肖慘碑》等少数碑刻传世。但墓志却较多见，《刘岱墓志》、《吕超静墓志》《王妃王慕韶墓志》等是其中的极品。
在敦煌残卷中，还有一件书于梁天监五年（公元５０６年）的楷书作品《大般涅檠经》（残存后第六卷一部及第七卷）非常惹人注目。此卷尾署：“佛弟子谯良题奉为亡父，于荆州竹林寺敬造《大般涅柴经》一部，愿七世含识，速登法王无畏之地。比丘僧伦龚、弘亮二人为营。”僧伦龚、弘亮应是受谯良颥之托为其书经的书僧。全经当为两人共同抄写。但从残存部分看，风格非常一致，则应是其中一人所为。此卷通篇结体均衡，布局平正，横画起笔略轻，收笔略重，竖画已可见悬针与垂露笔意，钩画铁骨铮铮，非常有力，一点一画都不存隶书笔意。且笔力劲健，结构严谨，风神典雅，堪与南朝碑刻《刘岱墓志》（公元４８７年）等相媲美。它与二爨”及《王妃王慕韶墓志》等应是魏晋以来，由钟繇、二王所开创的正楷书法在南朝的新发展，对隋唐楷书及北朝书法都有明显影响。
另外，这一时期在书法理论方面，也有新建树。除梁武帝外，羊欣、王僧虔、庾肩吾、袁昂等书法家，都有书论作品传世。书论著作的成批涌现，当与书法创作的普及程度及尚书风气密切相关。
北朝书法此时也以异样的色彩光照书坛。其中尤以北魏最为杰出。北魏虽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但人据中原，很快汉化。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一方面注意引进南方士人，提高汉化程度；另一方面提倡佛教，致使汉文化和外来文化发生汇流。以寺庙石窟为主的佛教文化和墓碑书法艺术，就是在这个交汇点上产生的。
北碑书法，吸收南朝书法精华，将魏晋以来楷体书法加以美化，又揉进甲骨文、金文、石鼓文那种浑刚之气，故而具有与晋唐以后楷书明显不同的气息。北朝碑刻主要有寺庙造像题记和碑铭墓志。前者如“龙门二十品”中的《牛橛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李显族造像记》等，都很著名。后者如《郑文公上下碑》、《张猛龙碑》、《高贞碑》、《东堪石室铭》、《李清报德像碑》、《刁遵墓志》、《司马呙墓志》、《崔敬邕墓志》等也各臻其美。康有为对魏碑有“十美”、“十三宗＂之目，并说他所录数十幅北魏书作，都是“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法家极则者”。还说欣赏魏碑，就如游赏群玉之山，行走山阴之道，令人目不暇接（《广艺舟双楫》卷四）。
可惜的是，北朝碑刻题记，罕有题名者。据前人考证，《郑文公上下碑》及山东平度的天柱山、掖县的云峰、太基山、益都的玲珑山等处刻石，都可能是郑道昭所书。郑道昭（？ －５１６），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郑义次子，《魏书》附郑义传，称其“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另外，《始平公造像记》书者朱义章，《孙秋生造像记》书者萧显庆，《石门铭》书者王远等人，虽名不见经传，但都应是当时的书碑好手。
孙秋生造像记
南北朝是中国文化的嬗变期。尽管南北对立，政治的隔绝影响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发展，但南北文化不同因子的相互碰撞、交汇、融合，通过南北书法的比较仍能明显看到。这个过程，一是通过南人北仕实现，如梁朝书法家王褒人北周，其书轰动一时，并使北朝素负盛名的书法家赵文深及其书法遭到冷遇，甚至逼得他不得不弃其所长，转而学王褒书法。梁著名文学家庾信出使西魏，梁朝灭亡，他也长留北地。庾信是著名书法家庾肩吾之子，得家传，工行草。他在北朝，历仕西魏、北周，且官做到了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其书法在北地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一是 通过民间渠道实现，如书于荆州竹林寺的《大般涅粲经》，却辗转传到了敦煌，可见南北文化的交流，其时还有佛教一途。特别应该看到的是，西魏灭梁，梁朝在荆州的文物被洗劫一空，其所承载的南朝文化因子，毫无疑问被带到了北朝，它对北朝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往学界几乎无人注意。北碑书法，过去人们看到的总是那些与南朝贵族主流书风不甚一致的方面，但却少有人看到它实际也与南朝某些书法家（如梁朝书法家）的风格非常接近。如荆州竹林寺僧伦龚、弘亮所书之《大般涅檠经》，就与北碑书法风格精神相似。这是南人书法受北人书法影响，还是北人书法受南人影响，就一言难尽。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它们当为南北文化相互碰撞、交汇、融合的产物。．
